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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7:15:12编辑：呕心沥血网浏览（39）
3、老子对道作了各种诠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下面我也想说说我的理解。
道器之道不必是一个超时空的形而上学道体，从人们践道、体道与问道的过程，可知道就是体现或潜藏在器物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中的规则、秩序与意义。（八十章）老子有器而不用，干脆连文字都想放弃。
部分象征最终演变为需要定义的符号。即器问道，既可以揭示不同器类对塑造生活秩序的不同意义，还可以从同一器类的功能变化透视意义的历史变迁。以《易·系辞》《礼记·礼运》和《尔雅》为例，《系辞》概述了从观物取象到观象制器的原理：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意义就在于隐蔽的精神机制之中。（阮元，第633-634页）《左传》桓公二年便记有臧哀伯指斥鲁公把宋贿赂的郜大鼎陈于太庙系失德违乱的行为。
除赐外，赂与取都是严重非礼的行为。此即章太炎说的，字义从表实到表德、表业的转化：语言者，不冯虚起。[23]关于第三层物质（信息或气）向第二层物质（能）、第一层物质（质）的转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验，比如第三层物质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统计的实验，还有向农业延伸的对比实验（均属于第三层物质的存在性验证，且有向生产力转化之趋向）。
又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通过解除主体自身的障蔽，获得对事物完全客观的认知。这一切最终是建立在既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6]——涉及意识本质乃至生命起源的整体科学基础之上。[3]朱方长、黄正泉：《人文本位传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殊影响》，《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就是说，人的大脑90%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未来科技创新如何处理好用与无用（短期看似乎毫无功利可言）的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重大科技发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新思维在支配着？ 实践适用理性思维。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实在模式，它把意识作为一种基本的实在包括在其中，要像时间、空间和物质那样基本，也许比它们更基本[30]。我们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16]。恩格斯即肯定了辩证法的这种功能：它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8]。与形象思维的具体形象展示略有不同，它指的是具有某种程度抽象的、模式化了的形象，可称之为智力图像。
水火草木各类动物都属气，气指有广袤能运动的存在。张岱年先生同样指出，唯物论以为气是最根本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则应看到，中国古代推类方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20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的进展，人们对大脑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看起来合乎理性发展的科学，其实犯了方向性引领的错误。
[22] 与西方强调信息横断面的空间结构分布属性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发展了对信息作为时间延续属性的功能性认知，将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作为第三层物质的根本内涵，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科技公认的气论基础结合起来。古人对气的作用做了方方面面非常深刻的论述，但对气的实质没能做出精确的阐释，致使现代人究诘气是什么？可否为真实存在？中国哲学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流动的物质。
这里所说的层次不是一个序列下的系统分层，而是基本物质的种类划分。[15] 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是古代中国科技研究方法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天文、医药、农学、化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运用。[17]蒋谦：《哲学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27]朱康有：《意识问题：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解决前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本位思想的确定和不断强化，对古代科技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定向作用，即引导、制约和促成了古代科技朝着以服务人生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3]。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以物象之‘象为中心，以时间流变的整体把握为主要特征，以‘取象比类为基本的逻辑推演模式的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取得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科学革命[17]。
[2][20]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18页。物理学家惠勒甚至提出，现实性的基础可能并不是量子，而是比特（bit），以致可以说是信息。
所谓取象，乃指从事物的形象(包括属性、形态、功能、系统等)中找到能反映本质的特有征象，比类则是通过类比、类推的方法，探索已知之象与未知之象存在的共性，进而找到相关事物的特性。上面提到的以信息为核心的第三层物质假说还关联着对意识物质性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可能性。
195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52位世界级科学家联名发表《迈瑙宣言》，指出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时，也在向人类提供自杀手段。假设再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当后世人们反思我们今天引以为自豪的西方科学技术形态时，或更能冷静评价之：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毁灭这种文明的手段。
[8]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13页。为何而创新？需不需要价值的内在引领？ 党的二十大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管子·内业》中说，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一个人的大善心、大胸怀、大境界修成了，他的创新性智慧就自然流露出来了，万事万物的规律、道理即显现于其精神世界而处理得宜。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中的独特思维方法，如实践理性、直觉和灵感、类比和意象等，显示出强大的创造性特征，对今天科技创新仍有诸多借鉴之处。
普遍性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表现为逻辑的中断，直觉等非逻辑因素在思维发生跃迁和质变中似乎更具有决定性。这一点根本无法融进现代西方科学体系，当把基于某种形态的科学技术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时，很有可能就将中医药学看成是唯象科学前科学，甚至被有些人污为伪科学。
[28]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对有关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留下了许多原则性论述，认为意识除了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机能内部状态，还是最高的产物。人文本位传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着特殊影响，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所特有的以人的生命和身心性命修养为研究重心的科学传统。
[1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17页。惜乎人类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工具，亦作为同类更大规模相互厮杀的武器。
思想家们认为，气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原，人赖之以生、物赖之以成，无论是儒、道、医、兵、法、农等各家，还是文学、艺术、技艺等领域，无不烙下气学的印记。主客合一，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德性控制理性，人文与科技的高度统一性就有了现实的根基。对气的奥秘的根本揭示，关联着对意识本质认知的深入推进，关联着新的物质层次的假说建立，关联着新的时空观的革新。[14]许外芳：《略论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推陈出新：我国发生颠覆性科学理论与技术的臆测 纵观科技史上两次大的科学革命以及之后产生的技术革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涉及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等基础概念的变化，进而带来人类哲学观的进步、科技层次的飞跃。气是中国哲学中的物质概念。
一切真正原创的知识，都需要冲破现有的知识体系[20]，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究竟还有多少能够启发人类新文明的元素？ 关于物质层次的新假说。马克思从坚持人与自然、社会、自我根本统一的信念出发，强调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
研究表明，即便如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生开发的潜力也只占到7—9%，一般人仅有3—5%。倒是我国古代《管子·内业》对此较早作了无神论的解读：思之思之，又重思之。